三、元代扇面书画艺术低谷

　　进入元代以后团扇书画逐渐衰微，直到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绪年间，在团扇上书画的风气才又重新时兴起来。元代的扇面书画艺术呈现出一片寂然萧索的景象，“元时折扇，则有《烟云宝笈藏扇》可考。盛子昭画,《秋江渔艇》为棕竹十六方端。又观梅高士，为乌木十五股圆端。王若水画《桃花山鸟》为棕竹二十股方端。”代表当时绘画成就的赵孟頫、“元四家”，都少有书画扇面的记载及作品。前人也早意识到这个问题，“至宋以后，元代则团扇书法，其势已杀，此亦物极必反、盛极必衰之理。”在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元代团扇扇面仅有夏永《岳阳楼图》，赵元《树石图》等极少数不太知名的画作，而且明显是受到前代宋朝惯性势力影响的结果。虽然在中国画史上元朝是一个抒情写意的艺术高峰期，但其扇面书画艺术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。 
　　对于这种现象，发现者很多，但深入考究其内部缘由者却很少，下面我们就来对此做出一些分析。

　　元朝是由北方蒙古族建立的一个政权，1279年覆灭了汉族统治下的南宋政权后统一南北，建成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，直到1368年被农民起义推翻。这是秦汉以来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，由于民族间的复杂关系，致使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，而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的绘画创作，也是造成元朝扇面书画艺术低落的社会环境。

　　原因之一：元代社会的政治环境

　　首先社会朝代的更替给艺术创作带来许多变化。元是对宋战争的胜利者，批判、否定前宋的风习制度是元统治者允许认可的，否则宣扬、赞美就可能招惹麻烦。所以对于备受宋朝皇帝欣赏和推崇的团扇扇面书画，随着宋朝的结束而走向衰落，很少有人在这一领域继续坚持。

　　其次元代取消了画院制度，没有培养出大批技艺精湛、专事画作的院画家。看前代宋朝画院我们就能发现，大量的扇面之作主要是出于院画家之手，或服务宫室或赏赐群臣。在团扇扇面上的绘画较为精致小巧，其构图造型设色都十分讲究，并非是社会上文人所能随意挥写的。况且，精巧的扇面多为女子使用之物，文人们并不倾心于此，所以元代文人画大兴，但团扇扇面画不兴。

　　第三，元朝的统治者是来自北方的骑马民族，传统里没有使用扇子的生活习惯，对于扇子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所知甚少。相比宋朝，元朝统治者文化修养也不是很高，关注艺术的热情远不如对宗教的重视，却也使得元朝的宗教艺术比较繁荣。

　另外我们还注意到，在传统的团扇受到冷落的同时，源于日本的折扇（时称倭扇）在元代也没有兴起的土壤。元朝建国后多次用兵征讨日本，但收效甚微。至1299年以后完全中断往来，海天阻隔不通商贸，倭扇亦难飘洋过海抵达大都。明代《张东海集》记：“元初，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，当世讥笑之”，认为是“仆隶所执，取其便于袖藏，以避尊贵者之目”。上层宫廷官绅对折扇的态度使它受到整个社会的冷遇，折扇扇面艺术在元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　　原因之二：元代社会的经济环境

　　相比于宋代，扇面书画在元代缺少生存的经济环境。宋代设立的皇家画院不仅是为画家提供了进行绘事创作研究的场所，更重要的是为画家提供了经济支持，政府为他们发放俸禄甚至授予官职，而且书画团扇也主要是服务于宫廷，满足统治者的需要。

　　宋亡元立，画院不复存在，画家转而寻求其它经济来源。一部分画家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技艺为生，如钱塘人陈鉴如原本南宋院画家，入元后靠为人画肖像画而名声远扬。市场上较大的长轴横幅也受到人们的欢迎，但对于小幅的册页扇面似乎没有细细把玩的雅兴，这一类作品在元朝数量也就少了。另一部分画家并不以画为生，而是通过其它方式为作画提供经济条件。如赵孟頫、王蒙在元做官，黄公望、吴镇为人算命，倪云林做过生意等，善画而不求售，不过“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，聊以自娱耳”。这部分画家仅仅是为了抒情写意，也不愿在圆形的小扇面上着力。而且元朝开始，在纸上绘画兴起，水墨效果得到更好的发挥，绢质的团扇不仅价高，也不适应水墨兴盛的元代绘画。

　　原因之三：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

　　在蒙古族统治的元代，汉族士人“辱于夷狄之变”，反抗无力，升迁无望，处在苦闷、悲凉、委屈、闲逸的精神状态里，并形成一种社会性的大退避，如元曲里说的，“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，他夺了呵汉朝，篡了篡汉邦，倒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。”他们对扇子和扇面书画的热情远远不比前代，甚至怀有某种偏见，元曲大家曾瑞写[船涉调?哨遍]《秋扇》就对此有所反映：

　　“最难甘递互相抬贴，卖弄他风流云酝藉。只能驱一握掌中风，几曾将烦暑除绝。偏宜皓齿歌金缕，不为生灵奏玉牒……”

　　不仅认为扇子华而不实，卖弄风流，“几曾将烦暑除绝”，而且只是一种玩赏享乐之物，于世事生灵毫无益处。

　　“写天涯咫尺间，画云山千万叠。纵浮花装饰皆虚设，见胚胎破绽难藏，有点污唵替强打迭。无光摄，匹头上面阔，半路里腰折。”

　　在这里更表现出对扇面书画不以为然，“皆虚设”而已，对扇面这种艺术形制也感到不舒服，“匹头上面阔，半路里腰折”，已经带有嘲笑的味道了。
　　更严重的是，元人把扇子同作为统治者的官吏联系起来，“自谓奇绝，要和时辈争优劣。得架大人权，比蒲葵白羽特别。”制作考究和艺术美化了的扇子是权贵们使用的，被视为媚上欺下，“犹随酷吏临轩阁，不播仁风到窟穴。”这就大大破坏了扇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，降低了扇子的艺术品格，因此，它也很难得到时人的垂青和赞美了。

　　元代绘画在画史上的高峰地位是由赵孟頫开创的，他的绘画和艺术思想对整个元代影响都十分重大。赵孟頫托古改制，强调注重绘画传统，力拚宋代院体风格，他明确地提出：

　　“作画贵有古意，若无古意，虽工无益。今人但知用笔纤细，傅色浓艳，便自以为能手，殊不知古意即亏，百病丛生，岂可观也。”

　　他所说“古意”是指北宋以前的画法，“今人”是指学习宋院体画法的人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“用笔纤细”、“傅色浓艳”的画法在宋代扇面册页小品画中十分常见，元初仍持续这种画风。为了改变这种陈陈相因的状况，就必须从已经形成一股势力的环境中另辟蹊径进行变革。赵孟頫以复古为号召提倡“古意”，“刻意学唐人”，从而和近世流行的风气拉开距离。在他的大力倡导下，元画跨过宋代直追盛唐五代乃至六朝。宋画特别是南宋院体风格在元受到压制，也使得兴盛于宋的扇面在元辉煌不再。